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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管理哲学中的“自然人”假设(上)
分享到: 发布时间:2017/01/24  浏览:303 

  “管理”作为一种对组织活动、人力资源利用、生产要素配置等诸多环节加以整合的科学化努力,它最初也最重要的是属于工程、技术性质的探索。在西方,管理的哲学思考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人性假设的提出。1962年,道格拉斯.麦格雷戈在其《企业的人事方面》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人性假设:X理论和Y理论,对人性和人的行为做出了总结性的阐述,对以后的管理思想产生了革命性影响。自此,先后有许多西方管理学家提出过“社会人”、“复杂人”、“文化人”等管理的人性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管理理论。但不可否认,管理学意义上的人性假设大多奠基于经济学的理论,而非哲学性的追问。哲学层面的考察才可以为人们对人、人性的完整理解提供学理指导。近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哲学关于人的基本主张包括:人是最关键的因素,应处于一切活动(工业活动、管理活动也不例外)的核心位置;人是多重性的存在,有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任何组织都是人造物,都应服务于人的目标,等等。日本在战后的崛起和经济成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对日本经验的总结提出了“组织文化论”,即将日本式管理归结为组织文化的力量。其实,组织文化即便是日本企业的特点,也并非完全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它主要是一系列制度、习惯和观念自动演进的产物,支撑这些制度、习惯、观念的基本哲学背景就是“自然人”假设。

   一、日本式管理人性假设的基本特点

  在比较管理学中,人们通常将现有的各国管理模式分成三类: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混合管理。美国式管理可以说是西方管理模式的典型:严密的理性分工确立起管理职能、通过组织结构的调整来落实组织目标,人与事的匹配、事与权的匹配都得到了精确计算,责任到人,管理后果的赏罚分明简洁。日本式管理被看作是东方管理模式的代表:员工是多功能化的,因此管理组织内的责任是以群体共担的形式出现,员工不仅与上司而且与管理组织本身结成了具有情感纽带的“共同体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契约式的义务关系,而是一种具有信赖要求的超义务关系;人的品质、德性而不仅仅是才干、能力得到了强调;支配管理组织的原理不是表面的制度、正式的授权,而是非正式的氛围、惯例,即大内反复指出的“信任、微妙性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性”盛行于组织内,被归结为“组织文化”,整个组织更像“氏族”而非“市场”。混合管理则是上述两种典型之外的折中,即部分表现出上述两种的某些特征,部分表现出自身传统和政治体制的特征,但由于尚未形成清晰的理论也没有一大群成功的管理组织为佐证,所以,都还只是中间性、过渡性的管理形态。日本式管理得以与美国式管理并列,正表明不仅日本管理的实践成效得到了认可,支撑这些管理组织的制度和证明这些管理理论的思想也得到了首肯。本文所要探讨的“自然人”假设构成了日本式管理人性假设的基础。

  日本学者尾渡达雄[1]指出,普通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表现为心情主义。心情主义就是去掉私心,促成自己与他人之间自然而然地达到沟通,人与人之间实现整体的融合。日本近代著名的国学家本居宣长曾指出,中国儒学所宣扬的仁义礼智是人为的扭曲,而非人性的自然流露,只有“人之情”才是实情。他所理解的“人之情”是指未被社会玷污的“婴儿之心”,换句话说,就是未受“天理之辩”误导的“赤子之心”。这样的“人之情”再现的是没有伪诈、没有修饰的人心的本来存在方式。即不断剥离社会化了的因素,还原到未受理性影响之前的状态。自近世以至今日,反复被日本思想家、学者所看重的日本文化的核心大抵皆是“心情”、“人之情”之类的内容。这样的“心情”、“人之情”是反人为性的,强调的是自然而然的原本特质。这也反映了日本传统思想中对人之“自然性”的肯定。日本现代管理哲学也承继了这一思维方式,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人性假设理论,即“自然人”假设。

   与西方“经济人”、“理性人”假设相比,“自然人”假设具有如下显著特点:

   第一,事实与价值的融合未分。“经济人”或“理性人”显然都是站在明确的经济利益基础上的,是基于事实的判断,对这样的经济利益追求予以积极肯定则是它的明确价值倾向,因此,在西方管理人性假设中,事实为先、价值为后,存在两个不同、界限不明的层面。但在“自然人”假设中,这一差别性分隔被突破了。日本人相信,人性是人生而具有的禀性,人多相同,用人力去改变它几乎没有多大成效,一旦用理性来裁断则易导致人性的“扭曲”,结果会产生一系列麻烦,毋宁将人性照单全收。总之,“日本人倾向于一如其原状地去认可外部的客观的自然界,与此相应,从思想史上说,除了近世期间一些受到中国儒学影响的学者探讨过人性善恶问题之外,日本思想家和普通人士大多并不关心人性是善是恶之类的价值区分,在他们看来,比区分人性善与恶更重要、也更基本的是接受人性。本居宣长就曾提出,自己是有限的、相对的,近似于无。他人或他物也是如此。人的处境具有不可选择性。他批判儒学人为或矫正的做法,因为否定了事物或人性的原本,儒学的‘圣人’、‘大丈夫’等理想也过于强调意志的作用。他们也倾向于一如其原状地去承认人类的自然的欲望与感情,并不努力去抑制或战胜这些欲望与感情。”[2]

   事实与价值部分,其后果将是以事实取代价值,事实判断同时就是价值判断,换句话说,本体论探讨轻易地移植到价值论之中。但这一点经常被日本之外的人士所忽视,以至造成许多文化摩擦和严重的误读。例如,“在西方背景中解释日本伦理的一个基本难题在于它的本体论本质。日本伦理学家的基本论点并不把规范性原则、规则、德性甚至行为作为他们的出发点。他们的出发点是对人类、社会、自然、宇宙能量等等进行本体论式的分析或描述。如果人们不从日本哲学的角度意识到‘本体论就是伦理学’这一简单事实,这一切相关研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日本伦理学家似乎在讲,‘事物现有方式(the way things are)’的基本架构就是‘事物应有方式(the way things should be)’的基本架构。”[3]“自然人”假设无疑是这样的思维方式的一种极好写照。

  第二,相对主义。“自然人”之自然并非人类社会的对应物,相反,它也是有等差的,自然环境或风土的差异,不同人群所理解的“自然”就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日本思想中的“自然人”不是普遍概念,而是一种聚合概念,它是对日本族群的聚合性认识,这就排除了对他人同等“自然性”的并举。约翰·脱兰在他的《日本帝国的衰亡·上》一书中这样描述日本人:与西方人黑白分明的思想不同,日本人的界限比较模糊。在国际关系中,日本人讲究的是“政策”而不是“原则”。日本人似乎没有道德心……他们的逻辑就像日本人用的包袱布,可大可小,随机应变,不需要时,还可以叠起来装在口袋里。脱兰的言辞虽然不乏尖刻甚至偏激,但大体还是揭示了日本人思维中的相对主义特点。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文化的这一特征归结为“耻感意识”浓厚的表现。耻感是面对他人时己方的失态所显现出来的窘迫,是因他人的在场,通过他人的眼而反映出来的自己以及对这样的自己的意识。这样的自己不是内在的、自我性的。

   在意他人的评价、通过相互监督来达到遵守规则的倾向,是许多日本人表现于外的最显著行为方式。一些学者据此认为,日本人乃至日本文化是以强调相互间的义理、连带和规劝来维持集团秩序的。因为多数日本人并不是从自己个人的信念出发说明如此行为的理由,他们更经常地使用“不要丢脸”、“不要辜负他人”等外在式、他律性的取向来规劝他人或说服自己。强调在他人面前的循规蹈矩、不丢脸面,这一点作为日本文化现象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就多有表现。如传统社会中的农村,“他人的眼”、“大家的愿望”是构成行为判断的重要理由;封建的四民身份制为每一阶层的人提供了相互参照的行为准则,即便对充满风险的商业交易,日本人也以“他人的存在”来作为约束的力量之一。从前,大阪商人的契约合同中,经常有如下附言,“决不违背此约定。万一有违约行为,即使受到众人的嘲笑也决不怨恨。”当然,这样的相互监督也可以商业交往的信用基础,这也是日本商界强调关系、注重人缘、在意声誉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无常观的渗透。“自然人”假设试图还原人的本真生活状态,即“常”,但“常”又总是被“无常”掩饰,“无常”反而成了常态,这是“自然人”难以化解悖论,所以,“自然人”假设的基色是忧郁而非放纵。这显然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日本人对生命的认识不是超脱,而是体悟,一种如斯其然地接受、接纳的态度。因为人总有一死,这是命运,任何努力也改变不了,是不得不要接受的。放弃了解(明らめ)、把暂时的不可知视为永恒的不可知,此外别无他法(谛め)。对许多日本人来说,这就是意识到自己是个“凡人”而始知的“平凡的真理”。 

  包括诸多不如意、生死离别和人自身的缺点等,这可以被归结为“无常”。对无常的认识或体悟就是无常观。日本人的无常观不仅包括了“断念”、“死心”之类的幻灭感,同时也包含了在限定条件下尽力而为的“觉悟”。在毫无办法的时候,无论付出怎样的牺牲,有时甚至会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去做最后一拼。在生的时刻,常常抱有对死的警觉,这样的紧张感就直接构成了日本民族惯常表现出来的危机意识。无常感并没有把日本人引向消极遁世的方面,相反,它为日本人培养了积极入世、重今生现世的生活态度。“应该做的做了,这就是成功!”(やるべきことはやった。これでおしまい!)日本近代作家太宰治曾说,“一日一日,充分地过下去,别无他法。不要为明日之事而烦恼,明日因为是明日不值得烦恼,就在今天一天中愉快地、努力地生活,并且和悦地与他人相处。”无论做什么工作,从事何种事业,首先要考虑到失败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大胆实践、尝试,这样的人在实践上是有心机的人,同时在终极性上又是将心居于无的安宁之中的人。 

  这样的“觉悟”以及由此带来的行动主义就造就了现代日本人的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日本人认为,艺或者说熟练是人的可取之处(人間の救いになる)。日本人常常将成为某一领域的纯熟者视为“达人”。在日本人的意识中,这样的人总是在孤独、寂寞中不断坚持锻炼、练习而提高、精练自己的才能,他们是不负于任何人的达道者,这样的人是“精神圆满”的人。

 

作者:李萍
原文刊登于《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